（十七）　　【给定资料】
　　1．近年来，无照摊贩或无辜市民因各地城管暴力执法而致死致伤的社会新闻可谓层出不穷。日前，一位名叫赵阳的基层城管人员在网上曝光了由北京市城管局编著的《城管执法操作实务》一书，其摘录部分指导城管人员在“反暴力抗法”时可以采取各种暴力手段，而且应该达到“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的“良好效果”，城管人员在这种“以暴易暴”的执法过程中“应达到忘我的状态，成为一名坚决维护城市管理法规尊严的坚定的执法者”。这本让广大网民震惊的“培训教材”随即再度点燃了“城管暴力”这个热点话题。
　　2009年4月23日，《南方都市报》曾就此发表题为“城管执法操作不应含有暴力内容”的社论，文内首先指斥《城管执法操作实务》是一本“带着敌意和暴力倾向的书”，并据此认定，“城管对穷弱摊贩施行暴力的行为，已经不是城管队员的个人行为，不是在暴力抗法行为面前的无奈之举，而是城管部门授意的正当行为。这也是民众感到难以接受的关键所在”。该社论认为，“如果城管部门不主动解决暴力执法的问题，那么城管与摊贩的矛盾只会加深，暴力只会更加频繁，甚至引发城管与社会普通民众之间的冲突”。
　　2．韩先生是郑州市一律师事务所律师。2010年8月18日上午10时，他沿中原路向西行至京广路东北侧郑州新东方学校门前时，看到二三十人戴着印有“城管”和“执法”字样的红袖章，围在一商店门前。其中，一人手持带铁钩的木棍，正在捣毁店前的广告牌，而牌下则站着数十人，稍有不慎，就会脱落伤人。
　　韩先生感觉这样太危险，随口说了一句：“不是提倡人性化执法吗？完全能够手工摘取的广告牌，何必要破坏性拆除。”韩先生刚说完，一个戴红袖章的男子扫视了他一眼说：“你知道啥叫人性化执法？这事和你有啥关系？”韩先生刚要争辩，该男子突然用手卡住他的脖子。随后十多个男子不容分说，冲上来挥拳砸向韩先生。韩先生挣扎着逃到现场的一名警察面前，但对方追着继续施暴，直到将韩打倒在地。后在围观群众的指责声中，打人者才逃离现场。
　　3．早前，一位城管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城管的职能涉及市容环卫、规划管理、交通秩序、工商管理、市政管理、公用事业管理等十几个方面，统算起来不下100项具体内容。
　　“权限界定本身就复杂混乱。而执法的依据，又散布在20多部各种法律和法规之中。由于城管执法的复杂性，目前没有一部全国性的城管法规，少数省市近年来出台了相关法规，但其科学性、认同度、有效性还有待实践检验。”这位局长说。
　　显然，在城管执法的许多领域，权属多头，但出现问题时总把城管推上第一线。使得城管经常站在公众和舆论指责的风口浪尖。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董克明表示，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加速期，城管执法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现阶段，城管执法目标需要考虑：我们是仅仅要一个简单干净的城市，还是要一个生动丰富的城市？他说，从现实情况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彻底取消小商小贩，因此，让“地摊经济”在城市中有序经营，既需要提高管理水平，更需要提供有效服务。
　　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等专家表示，“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以及“公众城管”等新理念，应是城管改革的方向。今后“执法型城管”必须向“服务型城管”转变，坚决杜绝粗暴执法行为。
　　4．一些行政学专家甚至表示，城管事件频发，从本质上说暴露了城管部门的定位不清。“目前的城管职能设置与城市发展现状明显脱节。”
　　据调查，目前城管都是地方性的执法机构，大多数城管人员不在公务员编制之内，一般还聘有部分“协管员”，而政府下拨的办公经费有限，城管人员普遍感到待遇低、晋级难，工作缺乏成就感，积极性不高。加之现有城管人员选拔、录用、激励和培训机制不完善，并且这些机制的执行不规范和城管队伍管理混乱，使得许多素质低下的人员利用制度的漏洞和“走后门”的非正当途径混入城管队伍。迫于考核压力，城管人员往往陷入被动执法，工作容易简单粗暴。
　　据了解，目前许多城市对基层城管人员的考核，往往由市级城管执法局和城市管理办公室联合进行。实行“一天一督察，一周一考核，一月一小结”的制度，考核结果，与职级升迁、工资待遇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扭曲的“城管心态”，导致城管执法困难重重，形成与流动摊贩、小门店打城市“游击战”的态势。
　　5．2006年6月，温家宝总理在洛阳市农村考察期间，询问农民有什么意见和要求，一位农村妇女直言不讳地告诉总理，桃子成熟了不能进城卖是最大的苦恼。对此，温总理说:“城市管理要搞，也要让农民进城卖桃。”
　　让农民进城卖桃，需要城市管理理念定位更加准确。至少在今后20年，中国还将是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农村居民以各种方式进入城市，将是分享社会发展、城市发展成果的重要方式。而目前的城市管理中，越来越“洋”的追求，越来越“高”的标准，越来越“简单化”的管理方式，筑起了农村居民进城的高门槛，并不能说是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选择。
　　有专家指出，从全社会分享改革成果的角度分析，“无照商贩”等的存在有着一定的合理性。
　　首先，无照商贩是制度成本过高的一种反映。一方面，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初期，由于技能、知识缺乏，对城市环境不适应等原因，还只能在简单服务业中寻找生存机会。而当前城市管理中种种“税、费、照”成本太高，成为他们暂时难以逾越的门槛，只有“无照经营”，才能获得养家糊口的微薄收入。
　　其次，无照商贩、“黑车”司机等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有着一定的市场需求。无照小商贩之所以能够在闹市、街区有广阔的市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许多城市社区、街道生活服务设施严重不足，市民极不方便。因为城市也是多元的，城市人群也需要不同层次、不同时间的、多元化的服务，小贩及从事其他服务业的外来人员，实际上方便了市民，满足了部分群体的生活需求。
　　第三，有专家指出，作为城市边缘群体的外来人口，虽然大多在城里处于社会下层，但其处境仍然明显比在原籍时要好，同时他们在城里立足未稳，处于创业状态，更需要社会安定并希望现存秩序能容纳他们。但现在的城市管理理念中恰恰缺乏这样一种秩序安排。
　　“无照商贩”的存在有其特定的理由，但实践中我们常常看到的却是简单化、一刀切的城市管理方式，使得城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激化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6．2010年8月17日晚，大学生城管开先崎和同事史健在火车站广场值班。他们是合肥市新站区城管局的队员，工作的内容就是劝阻摊贩不要在广场上摆摊。可这一晚，开先崎遭到了五六个摊贩的围殴。
　　8月17日晚上8点半左右，开先崎和史健正在广场上巡逻，途中遇到一男子，正推着一台冰柜，准备去广场叫卖冷饮，“这是不规范经营”，两人走过去劝阻“冰柜男”，“冰柜男”猛地推着冰柜朝开先崎撞过去，一下把开先崎撞翻在地，并吼了一句:“看你还敢拦我！”说话间，“冰柜男”掏出电话，说了几句话。几分钟后，四五个男子从广场四周跑过来，将开先崎围起来打。其间，史健奋力拉架，对方掉转拳头，将他的对讲机扔到地上，过了一会儿才骂骂咧咧地跑走。
　　不久后，开先崎被120送到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急救。新站区城管指挥中心负责人李业青告诉记者，摊贩出拳很重，开先崎可能有轻微脑震荡。开先崎是2010年新招聘的大学生城管，上岗才4个月。
　　从2009年合肥市招聘大学生城管以来，开先崎是首个遭遇暴力抗法的。躺在病床上的开先崎说，他不要这个“第一”，也不愿再看到类似的“第二”。
　　7．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中，连云港市开发区开展了占道经营集中整治行动。快餐店常年在云和路占道经营，影响交通和市容，开发区城管执法人员多次对其进行耐心的劝导，但该店主根本不服从管理，继续占道经营。在此次集中整治行动中，该店主仍不听从劝导，城管队员只好对其物品进行暂扣，店主情绪激动上前争抢，并对城管执法人员进行辱骂，在争执中用啤酒瓶碎片将一名城管队长的手臂刺伤，阻碍城管正常执法，随后，肇事者被公安机关依法带离现场。
　　据开发区城管大队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当日下午，经过与该店主耐心交流，该店主认识到自己占道经营属于违章行为，阻碍城管执法更是违法行为，对自己的冲动行为非常后悔，并表示愿意接受处罚。
　　8．城管的执法对象——无照商贩、黑车司机等，大部分是外来人员、下岗职工。他们一般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得不到社会保障机制的救济，做点小生意、小经营，便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甚至全家老小都要靠其生活。一方面，他们没有刑事犯罪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他们又都是小本经营，经济承受能力差。城管要取缔、没收、罚款，相当于断了他们生计，因此在极端时候就可能“拼命保饭碗”。在当前的城市管理理念下，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随时都有激化的可能。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或占人情，或占法理，都有着难以妥协的理由。
　　一方面，从被管理者的角度来讲，生存是第一位的。这些人多半是外来人员、下岗职工，他们得不到社会保障机制的救济，同时又没有能力走进正规的经营场所，为了谋生，只能作无照商贩，靠做点小生意来维持生计。
　　另一方面，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依法办事是其职责所在，也是维持城市环境与秩序的基础。在目前的管理模式下，各个城市中“城管”管辖区域内无照商贩、“黑车”等非法经营的行为是否得到了有效治理，将直接决定上级对他们的考核，也影响到他们的“饭碗”能否端稳。
　　城管部门最重要的工作是行政执法，它是城市管理系统基础的基础，如果少了它，就会少了最基层的一个层面。诸如小商贩漫天叫喊的噪声污染、到处流窜的“黑车”、邻里之间的矛盾和人际间的对抗、横卧街头的乞丐、小商品广告等，无不在影响着城市的形象。可以说，今天的城市管理离不开城管人员。
　　但是，城管的执法对象是弱势群体，也是社会普遍同情的群体。现在城管单一的执法形式，已严重触发了弱势群体的情绪，间接地引发了动荡的因素，这与建立和谐社会是相违背的。面对政府和群众都对城管工作不满意的情况，城管部门已处于进退两难的十字路口。
　　9．城市要清洁，民众要生存，如何解决其中的矛盾冲突，考验着政府的管理智慧。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则是——权力尊重权利。城市当然需要畅通的交通、整洁的街道，但当这种需要与部分公众尤其是弱势者的基本权利、生存需要发生冲突时，权力应该对权利保持最大限度的敬畏和尊重。其实，城管目前角色的尴尬，说到底就是公权与私权的博弈。在以往“公权至上”的背景下，城管工作要顺当得多，但在私权得到诸多法律保护的今天，私权与公权的博弈就不可避免。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对私权认识上的偏差，一些人就产生了“私权至上”的念头，导致一些社会的正常管理也面临挑战。
　　事实上，要把一个城市动辄几万、几十万的“无证商贩”全给“管”好了、“规范”好了，绝不是靠简单化的取缔政策能解决得了的。无论多么发达的城市，在规划之初，就该留出足够的空间，给小商小贩以低门槛、高效率的经营场所，才能解决市容整洁与实现生存这一看似矛盾的需要，一个城市才能既有“里子”，又有“面子”。
　　浙江义乌的实践已经说明了这一道理。义乌为进城流动卖菜的农民设立了一个1320平方米的“专卖区”，每位农民最多只需交当日销售额的1%作为管理费，就能进行提篮小卖的免费交易，现在每天能吸引3000多名农民进场，交易量达2000多吨。
　　“不怕被人赶，也不怕晒太阳。交一元钱，我就可以在这里卖上一整天了。”“关键是在这里卖得快。十来担瓜，我挑着在街上要卖几天。一元钱的管理费，比买瓶矿泉水喝还便宜呢。”菜农的感叹中，透着无比的欣喜。
　　城市管理，其主旨不是限制和取消，而是使公民的活动有序化和不损害他人、社会。如小摊贩占道影响交通，就可以让他们到不影响交通的地方，或政府提供有关场所；小摊贩不合卫生标准，就应按卫生标准加强检查；小摊贩搞欺诈，卖假冒伪劣商品，就应加强质量检查等。
　　10．城管队的大门，曾是无证摆摊者最不敢来的地方。7月14日晚8点左右，20多名无证摆摊者被邀请到了虹口区城管队的会议室。参加会议的还有工商、药监、公安、环保、市容等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
　　“今天这个会，大家都把想法拿出来交流一下，一来是宣传政策，二来也想听听你们的心声。”夜排档整治机动队队长王文达的开场白简单明了。才到上海三个星期的曹磊马上站起来说：“我家的几亩田都被淹了，我上有两位老人，下有两个孩子，一无技术二无文凭，就是做点小生意，搞不懂为什么要被你们抓来抓去的。”40多岁的林小风也站起来说：“我们从事的是饮食行业，民以食为天，有需求就有市场。我们知道摆排档会影响市容，但是污染和噪音也不是很大啊！”
　　“说是便民排档，满足群众需要，你们考虑过卫生保证吗？在座的谁有健康合格证？”听罢摊贩诉苦，工商执法队队长李建纲忍不住开口，“你们说的概括起来就是合情合理，但不要忘记更要合法。谋生之道不能与城市发展格格不入。”虹口公安分局提篮桥派出所副所长史徐民针对无证摊贩阻碍执法，雇“线人”通风报信，甚至殴打城管队员的行为展开法制教育。
　　城管队大队长陈乐喜的发言则掏了心窝子：“看到你们东躲西藏，我心里不是滋味。上海是个法治社会，近年来排档越来越少，你们相不相信有一天会全部消失？”他把目光转向曹磊：“小伙子我劝你，装潢、厨师、洗碗工，干什么不好？无证摆摊这一行长不了。”也许没想到陈大队长会将“矛头”指向自己，曹磊露出了羞涩的笑容。
　　11．8个小摊贩，投票选出小组长，有人监督卫生，有人维护秩序，分工有序，秩序井然，“大盖帽”顿时闲了下来。镇江市中山桥西北侧的义士路上，马路摊点的“民主自治”试点进行得有声有色。
　　试点一个月，效果竟然出奇的好。小贩自治组组长黄XX说，作为小组长，她的主要任务是内部协调，上传下达。现在大家规规矩矩，既用不着起大早赶过来抢位子，也不会跟城管队员发生摩擦。上家泼了脏水扔了垃圾，下家就会提醒清扫，下家有了生意忙不过来，上家就在旁边搭把手。
　　镇江城管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华炯把“民主自治”的好处归纳为“一箭三雕”：秩序规范了，市容整洁了，关系和谐了。“最主要的一点，城管队员的工作模式和内涵发生了变化——实行自治之后，城管队员的功能从原来的执法为主转变为现在的协调为主，有什么问题，聚在一起开个会，提个醒就行了。现在城管队员在与不在，现场的秩序、卫生都差不多！”华炯说，城管队员行政执法，如同行走在风口浪尖。不管理是失职，管了吧，和摊主的矛盾就会很尖锐。现在矛盾解决了，大盖帽也可以“隐身”了。市城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民主自治”这一做法将在该市800多户占道经营者中逐步推开。
　　社会学者周大卫认为，当尊重民生成为政府和民间的共识时，全国各地曾经固守己见的城市管理者们会慢慢变得宽容，他们试图以更理性务实的方式去创造城市的和谐，转“堵”为“疏”、“有限开禁”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仿效者。但是他同时指出，开禁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只有对马路摊点进行有序管理，他们在方便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同时，才不至于扰乱老百姓的生活。
　　12．2008年3月19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政府举行了“城管工作进万家”暨“城市管理公众参与日”启动仪式。这标志着城管工作“进社区、进企业、进商户、进工地、进校园、进乡镇”的活动在南宁全面展开。同时，3月19日被确定为南宁市“城市管理公众参与日”，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13．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五花八门的小摊贩已经成为街头一景。白宫旁、要道边，都可见排成一排的厢式车，支开一边车厢，挑起遮阳板，就成一个小卖铺，有卖箱包、文化衫的，也有卖咖啡和面包的。作为华盛顿街景的点缀，小摊贩已成为游客的一种记忆。如何管理小商贩，对市政府来说，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实名申请手续简便；摊位数量地点有规定；对待小摊贩政策有优惠，执法严谨态度温和；媒体理解非法摊贩；做摊贩也要有底线：不能妨碍交通，不能影响别人。白宫附近也有摆摊卖衣服的，一有活动，美国街头出来卖纪念品的就不少。
　　在韩国，小摊点被称为“道路文化”。很多摊主将小卡车改造成“包装马车”，出售各种寿司、日用品、服装等。首尔的主要街道上，越是繁华的地段，你越能看到众多的摊点。这些摊贩有自己的行业协会——“摊店业主联合会”，协会在政府与摊贩之间的沟通、维护摊贩的合法权益和实行摊贩自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韩国政府对摆摊的地点、营业时间、经营范围也有严格的限制。首尔市政方面在相关的街道地段设立临时性棚屋，引导摊贩合法化经营，其中食品摊要有健康证明。除了合法的固定摊点之外，首尔还有非法的流动摊贩，而且为数不少，但很少看见被警察清理。人性化管理也有前提，摊贩赚钱不能不顾起码的社会秩序。
　　在法国巴黎，早市与跳蚤市场成了法国路边摊的主要形式，非法摊贩并不多见。在依法管理的同时，更注重提供公共服务是巴黎市政府治理路边摊的核心策略。巴黎“早市”文化由来已久且经久不衰。每个早市上的摊位和每周营业的时间是固定的，早市上的商贩都是拥有专门执照的流动商贩，要想在某个早市上拥有固定摊位，流动商贩必须向早市所在市政府提交申请，然后等待批复。早市的摊位通常是在前一天临时搭建而成，第二天中午早市结束后，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前来拆除摊位、打扫卫生。
　　跳蚤市场是法国的另一大特色。巴黎对跳蚤市场的管理方法是，将巴黎市区接近环城路的各个城门附近的街道，在一周时间内分别辟为举办跳蚤市场的地点，相关的交通管制提前公布于众，并成为一项制度。如果是周末举办这类跳蚤市场，警察和消防队都会被派来维持秩序。要是摊贩造成扰民、阻塞交通，有关部门就会修改相关的摆摊地点和时间。巴黎有关市政和市场的法律条款有很多，在具体的执法管理上，巴黎警察基本上是采取比较灵活的办法。针对乱摆摊的行为，巴黎警察虽然比较严格，但一般也只是将人带走，却不没收财物。
　　14．“我从此可以告别东躲西藏的日子了。过去在路边摆摊，最怕看见城管，现在有了固定的地点，再也不用晚上做梦都梦到逃跑了。”如今，在三乡市场一带路边摆卖水果的流动小贩陈阿姨，见到城管执法人员再也不怕了，因为她的摊档有了一个临时的“家”。三乡镇在开展“美城行动”中，发现很多流动摊贩因为各种客观原因，无法进驻市场，为了帮助他们解决生计，相关部门设立了临时固定摊位，解决了16位流动小商贩的摊位问题。
　　日前，记者来到三乡市场，了解临时摊位经营的情况。记者看到临时固定摊位就在该市场一边的空地上，用黄线划定，可以容纳一辆人力三轮车，摊位两边是通道。
　　和其他临时摊位的小贩一样，陈阿姨从8月11日开始在这里“安家落户”。她原来在三乡市场一带路边摆摊专卖水果，过去她老是担心被城管的人赶，现在有了固定地点，可全副身心用在经营上，心里踏实多了。现在，他们与城管相处得很和谐。
　　三乡城管执法分局局长马国允告诉记者，根据“以人为本，疏堵结合”的城市管理原则，在开展“美城行动”过程中，创新城市管理模式，在不影响居民生活、不影响市容景观、不影响交通的前提条件下，设法设立了临时固定摊位。
　　据了解，三乡城管执法分局在执法过程中，一直关注在三乡市场一带卖水果的流动小商贩。他们了解到当中大多数人是因生活困难而成为了流动小贩，有的小贩卖水果有七八年之久，许多居民都乐意光顾。“临时固定摊位的设立，主要是和无照流动摊位区分开，针对某些生活有困难、确实需要摆摊的流动小商贩设置。我们最终选定16位卖水果的流动小贩入场经营。”马国允说，“这样一来，可以达到城市管理的目的，解决部分困难人员的生活问题。”
　　据悉，进入临时固定摊位经营的流动小贩，接受三乡城管执法分局和三乡市场管理处的管理，每月收取管理、卫生等各种费用共250元。“我们本来就在三乡市场一带卖水果，进场经营后，生意比较稳定。”陈阿姨告诉记者，进场经营后，他们就不再是流动小贩了，都很自觉地自备垃圾收纳容器，维护周边环境卫生。
　　【问题】
　　根据给定资料，以“文明执法，让城市生活更美好”为题目，自选角度，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议论文。
　　要求：内容充实，观点鲜明，说理充分，结构完整。